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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社會捐贈

一、社會捐贈的概念

  捐贈(donation,endowment)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從法律的角度講,捐贈又名贈與,是指捐贈人自願将自己的财産無償轉讓給受贈人所有的行為;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捐贈是一種貨币收入或财産單向流動或流程的市場性再分配的經濟行為。

  社會捐贈,亦即公益捐贈。所謂公益捐贈是指捐贈人為了資助公益事業,自願将其所有的财産贈與收益人或公益性組織管理使用的行為。公益捐贈是社會生活中的普遍現象,是公益事業發展的重要行為方式之一,是公力救助的必要補充。它可以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況下融集社會資金,實現社會互救,促進社會的安定與發展,弘揚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但是,公益捐贈不僅僅是一種道德行為,它還涉及到捐贈主體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是一種集道德、法律和經濟于一體的行為。

  與社會中的一般行政行為、經濟行為相比較,社會捐贈具有如下特點:(仲偉周,1995)

  第一,無償性。社會捐贈表現為貨币與實物的單向流動,不存在利潤回報。

  第二,非交易性。社會捐贈是捐贈主體之間意向一緻的結果,這種意向不具有任何經濟目的,是非交易性的。

  第三,非行政性。社會捐贈活動不是強制性的行政決策,又嚴格限制行政性機構(政府機構)成為捐贈主體。

  第四,自主決策性。社會捐贈活動是捐贈主體之間完全自願的自主性決策行為,不受任何指令控制。捐贈者是否願意提供财産,受贈者和受益者是否願意接受這份财産,完全取決于他們各自的意願。

  第五,社會受益性。捐贈者不求任何回報,捐贈行為是一種純粹的奉獻。但是,捐贈的結果往往給捐贈者和社會帶來精神上的收益。

  第六,社會目的性。捐贈有明确的社會目的,一般是為了公益事業公共目的或其他特定目标而進行的财産贈與行為。

  二、社會捐贈者的成本與收益

  捐贈成本是指捐贈者的投資支付和受贈者的受贈支付的全部費用,它包括捐贈交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産生的各自所應承擔的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

  捐贈收益是捐贈者和受贈者從捐贈中獲得收益的總和。

  (一)社會捐贈者成本

  社會捐贈者成本主要有直接成本、機會成本、交易成本和沉澱成本等。

  1、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就是指捐贈者進行捐贈投資活動時所消耗的資源的貨币形式。即捐贈者為了支付受贈者所需要的資源而進行的貨币支付。

  2、機會成本:所謂機會成本是指人們在做出某一項決策時放棄的其他可供選擇的最好用途所獲得的收益。捐贈的機會成本包括适用于捐贈的稅收減免政策以及相應的其他優惠政策的價值,即如果沒有這些政策,公益組織需要支付的貨币數量以及政府因捐贈而放棄的稅收。

  3、交易成本:社會捐贈是一種貨币收入或資産單向流動的市場性再分配經濟行為,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體的交互博弈行為。捐贈者在選擇搜尋對象、進行溝通、交流與談判活動,以及起草契約、進行資金或資産登記并轉移入冊等活動所花費的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4、沉澱成本:沉澱成本是指一旦投資而無法挽回的“損失”,即不能通過資産的轉售或用作他途而得以收回或補償的成本。對于社會捐贈者,沉澱成本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承諾的投資成本無法從受贈者那裡得到完全補償的那些成本;二是指契約安排下的權利承諾,一旦契約終止無法得到補償的那些利益也會産生沉澱成本。

  (二)社會捐贈者收益

  社會捐贈是一種非商業行為,是道德行為與經濟行為的統一。捐贈者的預期收益表現為明顯的非物質和非貨币形态,主要包括心理上的滿足、社會影響力的提高和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時期所特有的機會主義收益。

  1、心理與精神上的滿足:根據社會捐贈的特性,追求心理與精神上的滿足是最為純正的動機,具有最為明顯的非商業性、非交易性,是一種比較徹底的公益性行為。

  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事業上取得了比較好的發展,收入水平一般都比較高,個人及家庭生活得到穩定的保障,馬斯洛所講的精神需求在其生活中所占據的位置就會明顯上升,公益意識增強,純正的捐贈動機得到強化。這種動機強化到一定程度時,捐贈行為就會變為一種現實行為。同樣,一旦完成捐贈行為,捐贈者必然得到心理與精神上的滿足。

  2、社會影響力的提高:捐贈者通過實施社會捐贈本人或者企業社會聲譽提高,捐贈本身成為捐贈者的一種戰略手段,并最終從捐贈行為中得到間接的經濟回報。

  3、推動企業文化建設:捐贈者的預期收益既不是直接的經濟回報,也不是公衆認可程度的增加,而是在員工中樹立公司形象,提高公司的凝聚力。捐贈者在選擇諸如著名大學、重大災害的受害者等社會道德震撼力比較強的捐贈對象時,這類收益最為明顯。

  4、機會主義收益:部分捐贈者在得到心理與精神上的滿足、提高社會影響力和創建企業文化的同時,往往還會實現個人的一些目的。這些目的帶有明顯的機會主義特征,基本上是投機性的、不正當的。例如:捐贈者為使子女升學而向大學提供帶有附加條件的捐贈等。

  5、直接經濟收益:社會捐贈為公益性捐贈,世界各國均制定了鼓勵捐贈的稅收等優惠政策。捐贈者由于實施捐贈所獲得的稅收等減免就是捐贈者的直接經濟收益。此類收益不會因為捐贈者動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也不會因為捐贈者素質的高低而有所增減,但會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法規、政策的不同而不同。

  (三)成本——收益分析

  1、捐贈者的經濟效益損失随捐贈量的增加而增加:捐贈者無論是捐贈了貨币還是物資,都使其原有的經濟資源總量減少。受資源稀缺性影響,并考慮機會成本的因素,經濟資源總量的減少将使捐贈者減少擴大再生産或是其他方向的投資,必然引起經濟效益損失。而且,捐贈者的邊際效益損失與捐贈量成正比,捐贈量增加,邊際效益損失越大,捐贈者的經濟效益損失随之加大。

  2、捐贈者的捐贈收益受效用最大化原理支配:捐贈者的效用變化遵從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效用最大化原則。在開始一個階段,由于稅收抵扣(假設抵扣适用的捐贈人财産百分比為a=QA/Q)等原因,捐贈者的效用随捐贈量的增加而快速增大,此時效用變化對捐贈量變化的敏感性很強;當捐贈量占捐贈者财産比例超過a時,捐贈者效用随捐贈量的增長速度開始變緩,直至達到最大值,之後随着捐贈量的增加捐贈者效用開始下降。如圖1所示。

  在圖1中,QA/Q=a,當0﹤Q﹤QA時,捐贈者的效用随捐贈量迅速增加,此時邊際效用MU逐步增大,這時捐贈者的積極性最高;當Q=QA時,邊際效用MUA達到最大值;當QA﹤Q﹤QB時,捐贈者效用仍随捐贈量增加而增大,但相對緩慢,此時邊際效用MU開始下降,捐贈者仍然保持較高的積極性;當Q=QB時,捐贈者效用達到最大值UB,而MUB=0;當Q﹥QB以後,捐贈者效用開始下降,此時邊際效用MU變成負值,這意味着捐贈者是在某些因素的壓力下很不情願地捐贈,或者自身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借錢捐贈等等,捐贈者主動捐贈的積極性已大大降低。

  三、社會捐贈是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有效形式

  社會捐贈的本質是一種對國民收入的市場性再分配行為,是既定的最終可支配收入。現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最重要前提性共識是,所有經濟資源都是稀缺的,因此需要最佳最有效地配置資源。經濟學強調經濟效益和利潤,更多地強調效率;社會學強調社會效益,更多地強調公平。社會捐贈的經濟社會學意義自然離不開它的本質,即如何通過社會捐贈實現效率和公平。基尼系數是用來判斷一個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是描述貧富差距水平的最常用方法。一旦一個國家的基尼系數個國家超過0.4,說明該國财富的分配存在嚴重不公平,必須加以調節。

  由于市場經濟是通過優勝劣汰增強一個社會的效率和經濟發展能力。而公平社會要求優勝者的收入不能太高,貧富差距不能太大。所以,國民收入需要進行多次分配。稅收是最重要的再分配機制,社會捐贈也是一種有效的分配形式。整個社會期待着富人們在再次分配中做得更好。根據效用理論,财富對于巨富們生活的邊際收益已經大大下降,而對于其他人口其邊際效益卻大大提高,如果巨富們能拿出一部分财産支持公益事業,也就是實施社會捐贈,則會有很高的邊際收益和社會總收益。

  2007年底,中國城鄉居民的存款餘額已經超過172534億元,民間積聚了巨大的财富,社會創造和積累巨大利潤令人高興,但問題是如此巨大的财富隻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存在明顯的不公平。隻有通過再分配手段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國目前的社會現實提出了發展社會捐贈的客觀要求,同時經濟發展狀況為社會捐贈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所以,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必須建立鼓勵捐贈的财稅制度,必須制定有利于促進捐贈事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從而在社會政策上引導财富的多次分配,實現國民收入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結合。隻有大力發展社會捐贈,才能促進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提高社會經濟總量的收益,優化社會經濟結構;才能有助于建立和諧社會,保持社會穩定。

  四、社會捐贈是社會資本形成的重要途徑

  “社會資本”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在1980年正式提出的。之後,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3)、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等學者分别進行了分析和論述。一般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個人通過社會聯系攝取稀缺資源并由此獲益的能力。這裡的稀缺資源包括權力、地位、社會關系網絡等等。

  根據社會資本的概念,兩個個體之間建立有待償還的義務關系構成了他們之間聯系的紐帶。有待償還的義務關系是一種資源,人們需要時可以使用它,這正是社會資本依據理性行為形成的原因,即創造社會資本是理性的和有利可圖的,收益在未來。例如:如果一個人A為另一個人B做了事并相信B在将來會回報他,這就在A這個人身上建立起了一種期望而在B這個人身上建立起了義務。這種義務可以被想象為一張為A所持有的要求B兌現的信用卡。這種有償還的義務關系是在公共網絡成員中普及信任的基礎,社會互助創造了義務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規範。如果這種義務能夠被轉移為社會資本,那麼它對建立一個和諧公平的可信賴的社會環境是必不可少的。

  社會資本本身具有外部性,這些外部性可以産生明顯的經濟效益。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曆來倡導團結互助的集體主義精神,更應該重視發展社會資本,充分利用社會資本的外部效應,創造一個積極向上、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的良好社會環境。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已經積累起巨大的私人資本。這些積累起來的資本,增加了公益事業獲得越來越多社會捐贈的機會。向公益事業捐贈不僅會使“資本”獲得更大的效益,而且,在社會資本的作用下,捐贈風氣若能形成,從而融合社會資金,實現社會救助,促進社會的安定與發展,并能弘揚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彰顯公平與效率。社會公平是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如果一個社會中一面是财富在少數人中的巨大堆積,一面是許多人變得極度貧困,也就是财富分配不公,社會貧富懸殊,極易導緻一系列消極的社會後果,使公衆喪失對社會的信任感和責任感,甚至出現社會動蕩。當前社會的貧富不均,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使得人際交往(交易)成本加大,信任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因此社會資本的作用非常有限。這也是目前我國社會捐贈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社會公益事業創造社會資本,這一點在非營利機構表現得尤為突出。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教育行業“創造”的校友會、同學會、校企聯合的董事會(其中更多的也是校友關系)等。通過捐贈公益事業結成的社會網絡無處不在,它們無時無刻不對社會及其成員的發展發揮着作用。比如,哈佛商學院的許多畢業生成就輝煌,不僅僅是由于哈佛學生的聰慧勤奮和哈佛商學院的教育質量,其畢業生之間所建立起的相互支撐的關系網絡在他們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即哈佛商學院為他的學生提供的社會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名校效應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就是典型的社會資本外部性的正效應。

  社會資本作用于公益事業效用明顯。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公衆的支持,這種支持往往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網絡基礎上的社會捐贈,也就是發揮社會資本的外部性效應。例如在教育界,善于利用高校生産社會資本的功能為學校多方籌集經費已經成為國外許多大學校長的成功之舉。美國耶魯大學哈德利校長曾将校友會比做“擴大的耶魯”,可見耶魯對校友之重視。同樣,耶魯校友對母校也頗有感情:1993——1994學年度的109784名校友中,有44177名捐獻者,占校友人數的40%以上。在美國,許多大學通過各種形式保持與校友的經常聯系,如果你“不幸”成為一所私立名牌大學的校友,那就意味着你必須終生為之捐款;反過來大學也會更好地為學生、為校友、為國家多作貢獻。以上這些過程既是大學創造社會資本的過程,也是大學發揮社會資本效用的過程。

  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社會捐贈事業的發展與社會資本的發達程度密切相關。積極倡導社會捐贈,以其引起蝴蝶效應,不斷湧現的捐贈者會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從而使社會資本不斷增值,形成良性互動,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

  五、加快我國社會捐贈事業發展

  (一)發展獨立非政府公益機構,完善社會捐贈體制。

  非政府公益機構又稱作非營利組織,簡稱為NGO,就是指不以獲取利潤為目的,而以推進社會公益為宗旨的獨立部門,它涵蓋了慈善、教育、宗教和科學研究等各個方面。非政府公益機構在美英等國特别發達,在美國僅慈善機構就上百萬家,掌握着GDP的大約5-10%的資金(賈婷,2005)。建國以來,我國政府一直作為各種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支配着教育,衛生、文化等各種公共産品和服務的供應。改革開放後,經濟領域引入了市場機制,各種形式所有制企業得到迅速發展,但在公共産品和服務領域卻變化不大,缺少獨立的民間的非政府組織。現有的非政府組織(NGO)許多是國際NGO在中國的運作(歐陽斌,2005-12),比如每年在大陸投入1200萬美元的福特基金會,每年投入300萬美元的亞洲基金會等,其餘全部是政府主導,被稱為GONGO,NGO不僅要到民政部門注冊,而且需要找到一個政府部門擔任“主管部門”。但就是這樣的慈善組織我國目前隻有100多家,掌握的資金總額還不到GDP的0.1%(2004年慈善捐贈總額約50億人民币,僅占GDP的0.05%)(賈婷,2005)。這種“官辦”體制和運作機制既影響了社會成員個人參與的積極性,也制約着這些組織的活力。

  社會部門即非營利組織,承擔着改變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流程結構和部分扶持弱勢群體、扶貧開發、吸納社會從業人員、捐資助學、實施與宣揚人道主義善舉等重要職能。這些職能都是政府、企業難以完全包攬下來的。政府與企業兩者的功能不可替代和混淆,“政企分開”已為人們所認可。政府與社會機構亦即非營利組織同樣需要分開,如同政府與企業必須分開一樣。現在,由于政府越俎代庖,承擔了許多非營利組織應該承擔的責任,導緻政府不堪重負,行政效率低下。每當遇到重大災害或重大傳染性疾病等突發事件,全靠政府部門處理和解決,非營利組織卻嚴重缺位。一方面政府工作職能超載,使政府成為各種社會矛盾的焦點;另一方面,由于非政府組織未有效介入,缺乏競争機制,影響了政府在處理上述事務中的運作效率,并且導緻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等腐敗行為。因此,必須鼓勵發展獨立的非政府公益機構,以承擔起實施社會捐贈的使命。2008年四川汶川抗震救災中許多民間組織的表現已經證明,民間公益機構應該也有能力承擔起這一使命。

  (二)營造激勵社會捐贈的經濟環境。

  捐贈行為是一種慈善行為,在道德評價體系中被視為高尚的、值得稱頌的行為,捐贈應與經濟利益無關。但是,人性的複雜性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利重名的價值取向深刻地影響着捐贈者,使越來越多的捐贈行為打上了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的烙印。社會捐贈主體提供捐贈都有各自的動機,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捐贈者遵循經濟人假設,即自利的動機和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捐贈者可能是為了追求心理上和道義上的滿足感,回報社會;也可能是為了取得社會聲譽和地位;當然也不排除為了取得經濟回報,在個人的經濟付出和相應的收益之間進行權衡。捐贈本身并非商業交易行為,而是一種公益性行為,但又隐含着對個人效用的追求,人們為了生活基本需求而不得不參與交易行為,但不參與捐贈卻不妨礙這種基本需求。捐贈并非當然義務,因此沒有适當的外部環境,無論是富人或一般人都沒有非參與捐贈不可的需求。形成激勵捐贈的社會經濟環境對于推動社會捐贈事業必不可少。

  經濟環境主要指政府制定的有利于社會捐贈事業發展的有關政策,這些政策重點是建立捐贈者的利益補償機制。主要包括:精神補償,比如,對捐贈者的捐贈行為進行表彰和獎勵,聘請捐贈人擔任公益機構的名譽性職務;出讓公益活動的冠名權;利用公益機構的無形資産開展合作,使捐贈人從中獲取收益;對捐贈人增大情感投入,進行友情補償或精神撫慰,等等。經濟補償,主要是稅收減免和抵扣。許多研究表明,個人捐贈的價格彈性大于1,說明減稅1元個人捐贈額将提高1元以上。對于社會捐贈,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利益補償機制,比如,美國公民如果去第三世界國家做義工,都可以依照做義工的時間、所去地區、工作難度等方面的規定得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優惠(陳黛、趙希,第一财經日報,2005-1-26)。目前,我國已明确公益機構可以給與捐贈者一定的精神補償,但尚未建立經濟補償機制,稅收政策還很不完善。我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和《個人所得稅法實施細則》規定,内資企業和個人向慈善公益組織的捐贈額如果占應納稅所得額的比例分别在3%和30%以内,可以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這意味着企業(個人)捐贈超出3%(30%)的部分仍需繳稅,而且捐贈越多,納稅越多;不僅如此,捐贈實物還不能享受這一減免,且這種減免僅限于國家規定的紅十字會等七、八家機構,要經過十幾道程序,耗時幾個月才能完成。所以,當前我國應重點建立捐贈者的利益補償機制,營造有利于激勵捐贈者實施捐贈的經濟環境。

  (三)培育有利于社會捐贈的社會文化環境。

  社會捐贈既是一種經濟行為,又是一種社會行為;捐贈者既要受到經濟利益因素的影響,又要受到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西方發達國家有其民主的傳統和市民社會的基礎,所謂市民社會是一種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以市民自主、自治為原則,以社會契約為控制機制的社會形态。在這樣的市民社會中,每一個合法公民都有權力對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進行民主監督,都有義務履行對環境和社會的責任,并且将這一權力的行使和義務的履行視做一種内在的自覺,而不用外力推動。所以,每一個市民都自覺地參與社會捐贈也就成為當然之舉。消費者運動、可持續發展運動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推動了“企業公民”概念的形成,即:将企業看作一個社會的公民,在創造利潤的同時,還要回報社會。其中,社會捐贈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内容。在此理念支配下,社會捐贈成為企業自主、自覺的社會道德行為,并且将社會捐贈與企業發展戰略、市場開發策略相結合,形成了可持續的制度化的運作機制。在企業公民化過程中還形成了一些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組織和一系列外部的制度化約束,主要負責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與評價(楊團等,2003)。

  與西方的公民社會相比,我國社會仍然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階段,人民群衆作為社會的公民對國家和政府權威的依賴遠遠超過對自己行使公民權力的依賴。人們習慣于将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交給政府,在放棄權利的同時也淡化了承擔的責任。另外,我國既沒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明确界定,也沒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标準和評價體系。所以,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履行社會捐贈義務的積極性大打折扣。個人和企業都把社會捐贈作為“回報社會、造福桑梓”的慈善行為,而不是一種内化的責任行為。

  另外,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信念與宗教組織對社會的影響力量較弱,慈善文化缺乏堅實根基,慈善行為的力度及影響力也随之被弱化。傳統的儒家學說對人們的社會行為具有重要影響。“尊師重教”、“藏富不露”等都是人們所推崇的品格。所以,我國的社會捐贈多數屬于帶有文化傳統和民族情感的象征性行為,即使在沒有外部促動因素的條件下,一些人也會自發地、本能地去支持公益事業的發展,而不求回報,不圖名利,但這種行為通常僅局限于少數人的德行。同時,受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以及私有财産保護制度方面的某些缺陷的影響,擔心進行捐贈會暴露自己财富狀況,造成社會上人們的嫉妒,招來麻煩,則是部分人不願捐贈的内在文化原因。

  當前,政府應承擔起培育慈善文化的責任,在思想意識上正本清源,要把學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與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結合起來,加強輿論宣傳,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培育公衆正确的捐贈意識,從而促進濃厚的社會捐贈風氣的形成。

  (四)提高公益機構社會公信力。

  公信是一種保證社會資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社會共同約定。公益機構的公信力不僅要契合法律法規,更重要的是對公共利益的維持和對利益相關人(如捐贈者、服務對象)承諾的公共責任,包括公共信息的披露、法律與管制的遵守、理事會的監督與信托責任、組織效能、募款倫理與廉潔、對關系人的響應、組織使命的正當性、利益沖突的避免與解決,以及公共資源的管理等。公信力是公益機構赢得組織聲譽和維持免稅地位,吸引志願者、獲取社會資助和财政支持以及實現組織終極目标的必要前提。信譽度高的公益機構擁有更高的在國内外施加影響的權威。企業要打造自己的品牌而确立其核心競争力,公益機構同樣需要在組織成立之初就開始規劃和經營自己的公信力,公信力就是其品牌和核心競争力所在。

  1、加強公益機構的制度化自律

  一是完善内部治理結構。要完善公益機構治理結構并貫徹實施理事會領導決策下的最高執行官管理負責制,并強化監事。理事會代表公衆利益監管組織,制定一系列評估和監控制度,保證組織的健康運轉;對組織的業務運營和日常管理可借助政府和捐贈人對使用其所提供的資産施加限制,借助單位預算約束等手段進行管理控制,從而使公益機構的管理者遵從限制性措施和制度,執行預算的責任和義務,建立責任機制。

  二是以組織章程确定自律标準。公益機構的公信力最先體現于組織章程之中。中國青年基金會的“五透明五不準”的自律守則值得借鑒,即财務管理透明,不準設任何形式的“小金庫”;收益分配透明,不準以職務和工作之便獲取工資以外的收入;物資管理透明,不準以捐贈物資和政策性特許物品為個人謀利;資産運作透明,不準謀求任何與機構相關的個人投資收益;資助管理透明,不準利用分配資助款的權力收受任何禮品。

  三是建立信息處理和公開制度。信息收集和處理是信息公開的前提。基本信息包括會議記錄、組織經營業績材料、工作效果(如服務對象滿意度)數據、具體财務資料等。公開性和透明度是保障公信力的法寶。公益機構在對基本信息公開的同時,還應積極接受登記管理機關、業務主管單位、稅務會計等專門機關,社會公衆以及捐贈人的監督。

  四是加強行業自律。行業認同和行業稱道是公信力的最好表現。在行業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基礎上,通過談判機制處理不和諧和沖突,提高自制能力。要通過讨論和妥協确定具體的約束标準,并互相監督,保持團隊的整體行動。

  2、加強對公益機構的外部監督

  鑒于公益機構的責任對象和利益相關人的多樣性,應建構公益機構的外部監督體制和預防懲戒機制。

  一是要構建支持性和防範性并重的法律與規範。要支持公益機構的成立和發展,适當放低法律法規設置的門檻,鼓勵社會資源的進入,打破事實上的地區壟斷。要通過法律規範監督公益機構的行為,尤其要對公益機構的主體資格、财務、稅收和不公平競争等進行規制,将愛心資源置于陽光之下,保障基金在公益性和非營利條件下實現保值增值。

  二是對公益機構管理要寬嚴有度。寬即放權,就是把不該政府介入的管理領域歸屬于公益機構,還要使之擺脫“二政府”的尴尬,在适當時機廢除現行的雙重管理體制。嚴即政府對公益機構要加強監督,登記管理機關要對公益機構的設立、變更、注銷登記情況向社會公告;會計、審計機關要對其資金管理進行專項或例行審計。

  三是發展獨立的評估咨詢機構。評估咨詢機構通常是具有法定權威的中間機構或組織,由它們制定标準,對行業内各成員機構的工作和項目進行評審,并在此基礎上确認或否定成員機構自己所做的評審結果。應建立專門從事公益機構評估咨詢的機構,獨立開展評估活動。

  四是加強輿論監督。輿論監督的主體是媒體,媒體的揭露是規制機構和司法機構的主要信息來源,對公衆态度和行為産生重要影響,從而對公益機構形成巨大壓力。因此,要充分發揮媒體對公益機構的影響,實現新聞對公益機構的社會監督。

  五是增強公益機構的開放性。公益機構必須走出封閉管理的模式,加強與其他公益機構和政府相關部門的合作,在互動和博弈中壯大,同時接受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督和同行業公益機構的互律。要加強對外交流及國際間合作,學習國外公益機構成長和運作的經驗,加快結構調整和改造,使管理和運作逐步規範化。要在開放中增強實力、提高地位、擴大影響。

  (五)加快經濟建設,增加國民收入。

  社會捐贈歸根到底是一種帶有社會目的的經濟行為,最終要落實到财産的轉移。研究發現,捐贈者的收入等因素對社會捐贈決策或捐贈額度具有重要影響,而這些因素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國民收入的約束。經濟發展是提高收入、改善教育、提高思想素質的基礎。經過建國五十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均GDP已經超過1000美元。但這僅僅解決了溫飽,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剛剛起步,人們手中可用于捐贈的财産十分有限。所以,隻有加快經濟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才能積累更多的财富,才能增加國民收入,也才能提高捐贈者收入、改善教育衛生條件、提高公衆素質,從而促進我國社會捐贈事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六)加強對捐贈理論的學習和研究。

  社會捐贈不是一種簡單的活動,它需要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運用科學的方法,選擇适當的方式,科學募集資金。在美英發達國家,募集慈善資金已成為一種專業活動,對它的研究包括如何建立信用、如何選擇募捐運作模式、如何确定募捐戰略、如何使用募捐專家等方面内容,研究涉及到公共關系學、心理學、社會學、營銷學、廣告學、法律等多學科領域。我國公益機構應認真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積極開展對捐贈理論的研究,認真分析慈善資金來源和各種募捐方式的成本費用等,力争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風險募集到最多的資金,為救助弱勢群體、實現社會公平發揮積極作用。   

  (羅公利 青島科技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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